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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究其根底就是因为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走向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联系。她们从女性立场去判断外界事物、用女性的眼光感知生活、用女性话语表达内心情感，用敏锐深挚的触觉和探幽索微的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内核，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迥然不同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秉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生于50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50年代后期的林白、60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排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有人说“女性文学=私隐文学”这话虽有失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今文坛一些女作家的写作的确存在一种误区。在有的人眼里，似乎女性文学就是单纯写女人的生命价值，生命体验；女人独特的心理渴求和向往。她们单从个人“性别”层面上去认识和表现恩恩怨怨，生死离别，甚至有些作家只是在时尚的层面上滑动，她们在寻找和描述一种女性视野、女性体验中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只是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个人的情爱与私生活的率真袒露上，有的只是无遮无拦的“身体叙事”惊世骇俗的欲望和内心的抒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只从事“小女人”或“私人化”写作，所关怀的世界只有身体和性，只有爱情和自我，女性主义成了女性写作的惟一选择，女性意识覆盖了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她们的肤浅也就在所难免。这种偏狭而强烈的“性别”意识，就必然把女性文学排斥在整体文学之外，不能寻觅到合理的空间。作品的生命力是由作品的丰富内容和精湛的艺术表达决定的，而不可能是由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性别”决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只有那种值得有思维头脑的人去注意的内容，才能使艺术摆脱这种责难———仿佛它是一种无聊的消遣。”作品内容的真理性高于一切。作者唯有立足于完整、多样的生活中，了解、认识、体悟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冲突，才有可能创作出令“有思维头脑的人”认同的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忧伤太平洋、香港的情与爱等多篇小说都以极大的热情反映了都市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等文化深层的东西。再如，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也是非常平民化的，形象地反映了普通的女人和男人同甘共苦、挣扎奋斗的可贵精神。林白的第一部长篇一个人的战争通过自己的体验洋溢着一种灵性的谦和的东西，她的作品让你感觉很真诚，很可贵，是很灵动的，比较大气。从她们的作品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作家以生活多元化的观照和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睿智。
女性写作者队伍的庞大，已构成了我们未来文化的一种前景，但是真要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中，获得长久独立的一席之地。那必然要求女性作家努力提高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文学作品的质量来源于它所表现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质量，最终还是归咎于女性作家自身的“质量”欧美尼。弗尔龙的美学说得很明白：“艺术作品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它的表现力量来衡量它所表现的感情对其价值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件作品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作者的个性特征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认为作品的价值归根结蒂是决定于作家的自身价值。文学是人学。从事“人学”精神劳动者，应当是一个人格完善，品位高尚的人，同新时代，新生活保持直接而紧密的血肉联系。
女性不能仅仅研究女性自身而不去面对整个世界，只在自己的领域中自言自语。女性要充分认识男性，充分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充分驾驭这种世界。
女性文学要有女性视角，但女性视角不等于只看自己，而要放射出去看世界。在丰富的大千世界中追求、探索、开掘人的时代意识和美的理想信念，在大众生活的现实矛盾中去体悟人生，表现人生，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达至更高、更广泛的审美层次，达到日臻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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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究其根底就是因为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走向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联系。她们从女性立场去判断外界事物、用女性的眼光感知生活、用女性话语表达内心情感，用敏锐深挚的触觉和探幽索微的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内核，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迥然不同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秉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生于50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50年代后期的林白、60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排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有人说“女性文学=私隐文学”这话虽有失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今文坛一些女作家的写作的确存在一种误区。在有的人眼里，似乎女性文学就是单纯写女人的生命价值，生命体验；女人独特的心理渴求和向往。她们单从个人“性别”层面上去认识和表现恩恩怨怨，生死离别，甚至有些作家只是在时尚的层面上滑动，她们在寻找和描述一种女性视野、女性体验中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只是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个人的情爱与私生活的率真袒露上，有的只是无遮无拦的“身体叙事”惊世骇俗的欲望和内心的抒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只从事“小女人”或“私人化”写作，所关怀的世界只有身体和性，只有爱情和自我，女性主义成了女性写作的惟一选择，女性意识覆盖了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她们的肤浅也就在所难免。这种偏狭而强烈的“性别”意识，就必然把女性文学排斥在整体文学之外，不能寻觅到合理的空间。作品的生命力是由作品的丰富内容和精湛的艺术表达决定的，而不可能是由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性别”决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只有那种值得有思维头脑的人去注意的内容，才能使艺术摆脱这种责难———仿佛它是一种无聊的消遣。”作品内容的真理性高于一切。作者唯有立足于完整、多样的生活中，了解、认识、体悟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冲突，才有可能创作出令“有思维头脑的人”认同的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忧伤太平洋、香港的情与爱等多篇小说都以极大的热情反映了都市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等文化深层的东西。再如，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也是非常平民化的，形象地反映了普通的女人和男人同甘共苦、挣扎奋斗的可贵精神。林白的第一部长篇一个人的战争通过自己的体验洋溢着一种灵性的谦和的东西，她的作品让你感觉很真诚，很可贵，是很灵动的，比较大气。从她们的作品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作家以生活多元化的观照和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睿智。
女性写作者队伍的庞大，已构成了我们未来文化的一种前景，但是真要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中，获得长久独立的一席之地。那必然要求女性作家努力提高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文学作品的质量来源于它所表现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质量，最终还是归咎于女性作家自身的“质量”欧美尼。弗尔龙的美学说得很明白：“艺术作品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它的表现力量来衡量它所表现的感情对其价值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件作品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作者的个性特征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认为作品的价值归根结蒂是决定于作家的自身价值。文学是人学。从事“人学”精神劳动者，应当是一个人格完善，品位高尚的人，同新时代，新生活保持直接而紧密的血肉联系。
女性不能仅仅研究女性自身而不去面对整个世界，只在自己的领域中自言自语。女性要充分认识男性，充分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充分驾驭这种世界。
女性文学要有女性视角，但女性视角不等于只看自己，而要放射出去看世界。在丰富的大千世界中追求、探索、开掘人的时代意识和美的理想信念，在大众生活的现实矛盾中去体悟人生，表现人生，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达至更高、更广泛的审美层次，达到日臻完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