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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笔者有幸去参加武汉图书馆组织的第三任法国驻汉领事馆总领事费勇(m。michelfreymuth)先生的讲座。正好遇上了早已认识的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记者余熙。
博学多才的余熙，从1991年开始，在做好新闻本职工作之余坚持运用绘画、摄影、演讲等形式，自费前往亚洲、欧洲、南美洲、拉丁美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民间文化的交流和活动，已经出版了相关题材的中文、外文著作近20部，在欧美和国内举办了个人摄影展30多次，在20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和国家的主要报刊门户网站发表相关的报道，在国际大学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学术演讲40余场，被誉为当代的中国文化使者。中国驻古巴大使王成家为余熙在古巴哈瓦那举办的画展题词赞誉：“一枝神笔书写五洲风情，千秋翰墨传播华夏文化。”
我认识余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搞宣传工作时，曾找过余熙，希望他能在通讯报道这方面指出一些门路。后来，余熙搬到台北路长江日报宿舍后，曾帮过他一点小忙。在我的印象中，余熙有着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堂堂正正的气质、风度和修养，很具有形象的感染力，与其交谈时，他灵活机敏，巧问妙答，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相识有相识的好事，相识也会有相识的尴尬。那天中午，我正从交通银行的侧门穿到武汉图书馆时，看见一辆的士被交通银行的保安拦下来了。
保安解释说：“的士不允许进银行院内。”
的士司机将头伸出来：“我们照章交停车费。”
保安斩钉截铁地说：“交停车费？的士也不能进来，这是上面的规定。”
这时，从的士内走出了一位高大的男子，我一看，正是余熙：“这车在这儿停两个小时，我们按章交费。”
保安没有一点松动的余地。
余熙有些不耐烦了：“将你们的领导找来！”
保安也挺硬气的：“领导找来怕什么？摄像镜头全拍下来了。”
在无奈的情况下，的士司机将车倒到马路旁停车处停下来。与余熙同车的一位女士也只好下车。
我看着他们穿过交通银行那高大的廊柱之间，感慨万分。余熙在国外生活可能比在国内生活的时间长一些，回国后，五湖四海地跑，都是飞来飞去。所以余熙不会考虑在国内买辆车使用，要么是主办演讲、画展、摄影展的单位为他提供车辆，要么就是自己包租的士使用。
这次的演讲，主讲人是法国驻汉总领事费勇(m。michelfreymuth)先生及他的翻译，这也武汉图书馆主要接送的对象；而余熙则要尽地主之谊，以主人和举办方的身份，武汉图书馆自然而然便会忽略了对余熙专车的安排。于是，余熙便自己包租了一辆的士。如果将车直接开到图书馆，就会遇到比在交通银行停车更难堪的尴尬。余熙想避开在武汉图书馆门前可能会遇到的尴尬，结果在交通银行的侧门遇到了。
这尴尬，无形之中将私家车与的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等级，哪怕是同样愿意付停车费。在银行等之类的很多公共场所停车场，是不允许的士停车的。余熙在国外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尴尬，这就表明了地区的不同，所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也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外可以畅通无阻地访问这个文化名人，那个国家元首的余熙，在国内却遇到如此尴尬，这算是碰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在进演讲大厅的路上，余熙看到我，他脑子中还有些印象，便在匆忙中礼貌地点了下头。我回敬了他，然后找到空座听演讲。
主讲的是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领事费勇(m。michelfreymuth)先生。他用法语讲后，中国籍的一位女秘书为他作翻译。讲完后，在自由提问的时，有几名大学生，有的还是武汉名牌大学专攻法语的大学生，用法语与领事对话。可领事一脸茫然，一句也听不懂。不仅领事听不懂，那位担任翻译的中国女子也听不懂他们的法语，请他们改用汉语交流。我想，这不仅是用法语提问的那几个中国学生所遇到的尴尬，也是在场的所有的人，包括法国领事、翻译及余熙所遇到的尴尬。
怎么会这样呢？要谈语言环境，可以说，武汉是中国最具有法语语言环境的城市之一。1980年，武汉大学来了一批法国老师，并先后开设了法语数学班、法语文学班，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解法国文化和科学。接下来，不得不提到一个公司———神龙。1992年，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组建，公司来了一大批法国专家。从那时起，来武汉的法国人逐年增加，至今，武汉有上千名常驻法国人。在中国内地，这个数字仅次于上海、北京。现在，在武汉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法国人。
这尴尬再一次说明了，有法国人在武汉居住和工作，并不等于就具备了法语的语言环境。真正的法语环境，必须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每天能接触到地道的法语，口语化的法语。就是语言所特有社会环境，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只有通过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学习语言。
说到这里，我想以上所提到的尴尬，对于余熙这样的文化友好的使者来说，算不了什么。在天体游泳场，那一丝不挂地外国女子冲着你也是一丝不挂地走来时，余熙的尴尬与上面所提到的尴尬比较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
去年，笔者有幸去参加武汉图书馆组织的第三任法国驻汉领事馆总领事费勇(m。michelfreymuth)先生的讲座。正好遇上了早已认识的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记者余熙。
博学多才的余熙，从1991年开始，在做好新闻本职工作之余坚持运用绘画、摄影、演讲等形式，自费前往亚洲、欧洲、南美洲、拉丁美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民间文化的交流和活动，已经出版了相关题材的中文、外文著作近20部，在欧美和国内举办了个人摄影展30多次，在20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和国家的主要报刊门户网站发表相关的报道，在国际大学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学术演讲40余场，被誉为当代的中国文化使者。中国驻古巴大使王成家为余熙在古巴哈瓦那举办的画展题词赞誉：“一枝神笔书写五洲风情，千秋翰墨传播华夏文化。”
我认识余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搞宣传工作时，曾找过余熙，希望他能在通讯报道这方面指出一些门路。后来，余熙搬到台北路长江日报宿舍后，曾帮过他一点小忙。在我的印象中，余熙有着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堂堂正正的气质、风度和修养，很具有形象的感染力，与其交谈时，他灵活机敏，巧问妙答，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相识有相识的好事，相识也会有相识的尴尬。那天中午，我正从交通银行的侧门穿到武汉图书馆时，看见一辆的士被交通银行的保安拦下来了。
保安解释说：“的士不允许进银行院内。”
的士司机将头伸出来：“我们照章交停车费。”
保安斩钉截铁地说：“交停车费？的士也不能进来，这是上面的规定。”
这时，从的士内走出了一位高大的男子，我一看，正是余熙：“这车在这儿停两个小时，我们按章交费。”
保安没有一点松动的余地。
余熙有些不耐烦了：“将你们的领导找来！”
保安也挺硬气的：“领导找来怕什么？摄像镜头全拍下来了。”
在无奈的情况下，的士司机将车倒到马路旁停车处停下来。与余熙同车的一位女士也只好下车。
我看着他们穿过交通银行那高大的廊柱之间，感慨万分。余熙在国外生活可能比在国内生活的时间长一些，回国后，五湖四海地跑，都是飞来飞去。所以余熙不会考虑在国内买辆车使用，要么是主办演讲、画展、摄影展的单位为他提供车辆，要么就是自己包租的士使用。
这次的演讲，主讲人是法国驻汉总领事费勇(m。michelfreymuth)先生及他的翻译，这也武汉图书馆主要接送的对象；而余熙则要尽地主之谊，以主人和举办方的身份，武汉图书馆自然而然便会忽略了对余熙专车的安排。于是，余熙便自己包租了一辆的士。如果将车直接开到图书馆，就会遇到比在交通银行停车更难堪的尴尬。余熙想避开在武汉图书馆门前可能会遇到的尴尬，结果在交通银行的侧门遇到了。
这尴尬，无形之中将私家车与的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等级，哪怕是同样愿意付停车费。在银行等之类的很多公共场所停车场，是不允许的士停车的。余熙在国外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尴尬，这就表明了地区的不同，所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也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外可以畅通无阻地访问这个文化名人，那个国家元首的余熙，在国内却遇到如此尴尬，这算是碰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在进演讲大厅的路上，余熙看到我，他脑子中还有些印象，便在匆忙中礼貌地点了下头。我回敬了他，然后找到空座听演讲。
主讲的是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领事费勇(m。michelfreymuth)先生。他用法语讲后，中国籍的一位女秘书为他作翻译。讲完后，在自由提问的时，有几名大学生，有的还是武汉名牌大学专攻法语的大学生，用法语与领事对话。可领事一脸茫然，一句也听不懂。不仅领事听不懂，那位担任翻译的中国女子也听不懂他们的法语，请他们改用汉语交流。我想，这不仅是用法语提问的那几个中国学生所遇到的尴尬，也是在场的所有的人，包括法国领事、翻译及余熙所遇到的尴尬。
怎么会这样呢？要谈语言环境，可以说，武汉是中国最具有法语语言环境的城市之一。1980年，武汉大学来了一批法国老师，并先后开设了法语数学班、法语文学班，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解法国文化和科学。接下来，不得不提到一个公司———神龙。1992年，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组建，公司来了一大批法国专家。从那时起，来武汉的法国人逐年增加，至今，武汉有上千名常驻法国人。在中国内地，这个数字仅次于上海、北京。现在，在武汉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法国人。
这尴尬再一次说明了，有法国人在武汉居住和工作，并不等于就具备了法语的语言环境。真正的法语环境，必须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每天能接触到地道的法语，口语化的法语。就是语言所特有社会环境，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只有通过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学习语言。
说到这里，我想以上所提到的尴尬，对于余熙这样的文化友好的使者来说，算不了什么。在天体游泳场，那一丝不挂地外国女子冲着你也是一丝不挂地走来时，余熙的尴尬与上面所提到的尴尬比较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