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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都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
这是反思，这是忏悔，这是解剖——是对自己灵魂的解剖，对自己灵魂入骨入髓、无情而坦诚的解剖！做人难，做真人更难；认识人难，认识自己更难；而把自己的过错毫不留情地袒露给众人，把自己曾经被扭曲的灵魂毫不客气地展示给大家，这需要何等坦荡的胸怀和伟大的勇气啊！可是，巴老这样做了，而且义无反顾地做了，为了“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巴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忏悔。这对常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在一个忌讳说真话，时兴说假话的民族中，尤其显得困难。在这么多的困难面前，巴老却义无反顾地做了！巴老无愧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一伟大而光荣的称号。
巴老的伟大，衬托出了我们的渺小，巴老的真诚，映照出了我们的虚伪，巴老的勇敢，遮盖不了一代人内心的胆怯。巴老的灵魂，穿透历史的表象，暴露了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那份丑陋和邪恶。
上世纪80年代初，巴老在随想录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在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也是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巴老“敢于说真话”的精神不会磨灭，这既是对巴老精神的安慰，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希望的曙光。
有人说，巴金承载着我们的期待，承载着对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期待；而这种期待，需要一批批的知识分子去传承，去发扬光大。是的，大师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祖国有难的时候，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毅然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起道义的大旗。
巴金是举着“五四”的火炬，是接着鲁迅先生的接力棒进入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巴老走了，这个火炬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高举着烧下去，这个接力棒还需要紧接着传下去，而且需要烧得更亮，跑得更远。
黄昆先生二十六岁留学英国，六年时间里连续提出“黄散射”、“黄─里斯理论”、“黄方程”1951年，他与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玻恩合著一本固体物理学的“圣经”——晶格动力学理论，直到1985年还第三次再版。
1951年，正处于科学巅峰期的黄昆毅然回国，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就意味着黄老将放弃科研，而他一放弃就是漫长的30年；这30年，对于一个正处在科学巅峰期的科学家来说，又是多么地珍贵！而惟有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子民，才能做出如此的牺牲和伟大的举动。
黄昆先生逝世后，北大物理系师生送给他一副对联：“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概括了黄老一生轻视功名、“志兴华夏”的宏愿，表达了人民对黄老抛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归来报效祖国优秀品质的赞扬之情。
黄老被称为“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界的开山鼻祖”他在整个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领域的贡献之大，是有口皆碑的。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却一点没有大师的架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是非常地简单。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沈学础回忆，1988年，沈学础和黄昆同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某天，与会者大多外出游览，旅馆里仅他们二人在看文献。沈学础招待黄昆吃晚饭，黄昆要求尽量点素菜，按最便宜的点，饭多盛了一小碗，他坚持要退回去。沈学础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大科学家心里对粮食的珍惜。”在这个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时代，有一点资产和地位的人出则车马开道，前呼后拥，吃则山珍海味，杯盘如山。在这方面，黄昆先生无疑为国人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反观黄昆、巴金和启功等一个个大师，无不生活简朴，向社会索取极少，而对国家和人民贡献却非常地大。
到了晚年，黄老几乎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研讨会。一辈子育人的黄昆给出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希望误导后人。黄老曾说“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懂了，到了研讨会现场，发言吧，怕误导后来人，不发言吧，别人还以为你摆院士的架子。”比起那些万事通的专家，那些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礼品就参加的政客，黄昆院士确实做出了榜样。
大师总是心中装着国家和人民，不讲个人私利。为了社会的发展，他们甘为人梯，积极提挈后学，积极帮助、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年轻人发展，始终不辜负为师的职责。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老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2001年，黄老拿了500万元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但他拿出450万元成立了“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奖”而他的生活依然如故，绒线圆帽，蓝布中山装，破布鞋，使人无法将这套装扮和科学巨匠联系起来。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纪念巴老时说：“巴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遗产，还有高尚的风骨与做人的修养。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中青年作家，都应学习、继承他的为人、风范，爱国精神与民族感情，讲真话以及对后代的提携精神。”
人们称赞巴老“不是一般的作家，不是附庸权势的文人，不是名不副实的雅士，更不是那种把人民放在嘴上而却跪拜在人民币脚下的墨客，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家。”“巴金的成名没有炒作，没有吹捧，更不依靠与权贵联姻。他靠一颗真诚的心打动亿万读者，享誉文坛。巴金没有到自己的名望和影响中去淘金，没有去涉足影视等文学的姊妹行业以及其他文化产业，更没有去办广告公司和搞开发房地产，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产业，他留给后人的除了文学，只有精神。”
大师之所以能够成其“大”是因为他们有博大的胸怀，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他们有高尚的操守，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他们有极高的人生境界，他们关注民生疾苦，以天下兴旺为己任，忧人民之所忧，忧国家民族之所忧，坚持独立的操守，不吹捧，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称道的新时代的“中国的脊梁”！
在我的心目中，启功、黄昆和巴金，他们的学识渊博，他们的著作等身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人格高尚，思想深刻，他们的人格成就了时代精神的丰碑，他们思想超越时代照耀千古。他们是国人灵魂的镜子，是时代心灵的坐标。
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都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
这是反思，这是忏悔，这是解剖——是对自己灵魂的解剖，对自己灵魂入骨入髓、无情而坦诚的解剖！做人难，做真人更难；认识人难，认识自己更难；而把自己的过错毫不留情地袒露给众人，把自己曾经被扭曲的灵魂毫不客气地展示给大家，这需要何等坦荡的胸怀和伟大的勇气啊！可是，巴老这样做了，而且义无反顾地做了，为了“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巴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忏悔。这对常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在一个忌讳说真话，时兴说假话的民族中，尤其显得困难。在这么多的困难面前，巴老却义无反顾地做了！巴老无愧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一伟大而光荣的称号。
巴老的伟大，衬托出了我们的渺小，巴老的真诚，映照出了我们的虚伪，巴老的勇敢，遮盖不了一代人内心的胆怯。巴老的灵魂，穿透历史的表象，暴露了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那份丑陋和邪恶。
上世纪80年代初，巴老在随想录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在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也是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巴老“敢于说真话”的精神不会磨灭，这既是对巴老精神的安慰，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希望的曙光。
有人说，巴金承载着我们的期待，承载着对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期待；而这种期待，需要一批批的知识分子去传承，去发扬光大。是的，大师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祖国有难的时候，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毅然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起道义的大旗。
巴金是举着“五四”的火炬，是接着鲁迅先生的接力棒进入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巴老走了，这个火炬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高举着烧下去，这个接力棒还需要紧接着传下去，而且需要烧得更亮，跑得更远。
黄昆先生二十六岁留学英国，六年时间里连续提出“黄散射”、“黄─里斯理论”、“黄方程”1951年，他与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玻恩合著一本固体物理学的“圣经”——晶格动力学理论，直到1985年还第三次再版。
1951年，正处于科学巅峰期的黄昆毅然回国，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就意味着黄老将放弃科研，而他一放弃就是漫长的30年；这30年，对于一个正处在科学巅峰期的科学家来说，又是多么地珍贵！而惟有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子民，才能做出如此的牺牲和伟大的举动。
黄昆先生逝世后，北大物理系师生送给他一副对联：“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概括了黄老一生轻视功名、“志兴华夏”的宏愿，表达了人民对黄老抛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归来报效祖国优秀品质的赞扬之情。
黄老被称为“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界的开山鼻祖”他在整个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领域的贡献之大，是有口皆碑的。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却一点没有大师的架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是非常地简单。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沈学础回忆，1988年，沈学础和黄昆同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某天，与会者大多外出游览，旅馆里仅他们二人在看文献。沈学础招待黄昆吃晚饭，黄昆要求尽量点素菜，按最便宜的点，饭多盛了一小碗，他坚持要退回去。沈学础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大科学家心里对粮食的珍惜。”在这个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时代，有一点资产和地位的人出则车马开道，前呼后拥，吃则山珍海味，杯盘如山。在这方面，黄昆先生无疑为国人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反观黄昆、巴金和启功等一个个大师，无不生活简朴，向社会索取极少，而对国家和人民贡献却非常地大。
到了晚年，黄老几乎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研讨会。一辈子育人的黄昆给出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希望误导后人。黄老曾说“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懂了，到了研讨会现场，发言吧，怕误导后来人，不发言吧，别人还以为你摆院士的架子。”比起那些万事通的专家，那些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礼品就参加的政客，黄昆院士确实做出了榜样。
大师总是心中装着国家和人民，不讲个人私利。为了社会的发展，他们甘为人梯，积极提挈后学，积极帮助、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年轻人发展，始终不辜负为师的职责。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老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2001年，黄老拿了500万元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但他拿出450万元成立了“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奖”而他的生活依然如故，绒线圆帽，蓝布中山装，破布鞋，使人无法将这套装扮和科学巨匠联系起来。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纪念巴老时说：“巴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遗产，还有高尚的风骨与做人的修养。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中青年作家，都应学习、继承他的为人、风范，爱国精神与民族感情，讲真话以及对后代的提携精神。”
人们称赞巴老“不是一般的作家，不是附庸权势的文人，不是名不副实的雅士，更不是那种把人民放在嘴上而却跪拜在人民币脚下的墨客，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家。”“巴金的成名没有炒作，没有吹捧，更不依靠与权贵联姻。他靠一颗真诚的心打动亿万读者，享誉文坛。巴金没有到自己的名望和影响中去淘金，没有去涉足影视等文学的姊妹行业以及其他文化产业，更没有去办广告公司和搞开发房地产，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产业，他留给后人的除了文学，只有精神。”
大师之所以能够成其“大”是因为他们有博大的胸怀，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他们有高尚的操守，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他们有极高的人生境界，他们关注民生疾苦，以天下兴旺为己任，忧人民之所忧，忧国家民族之所忧，坚持独立的操守，不吹捧，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称道的新时代的“中国的脊梁”！
在我的心目中，启功、黄昆和巴金，他们的学识渊博，他们的著作等身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人格高尚，思想深刻，他们的人格成就了时代精神的丰碑，他们思想超越时代照耀千古。他们是国人灵魂的镜子，是时代心灵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