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第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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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使用范例]
时机成熟再下手
“半济而击之”,就是在对手已经开始行动,而未达到目的的时候下手,这个时候进攻对手不仅理由充分,而且取胜的把握也十分大。
两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企图谋反篡位,晋朝皇帝派名将石勒去平叛王浚。不过王浚势力强大,一时硬打硬拼难以取胜。石勒认为作战时机还不成熟,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麻痹王浚。他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奇珍异宝,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准备投靠并拥戴他为天子。信中言辞恳切,并对王浚一番吹捧。王浚信以为真。竟有些飘飘然。正在这时,王浚的部下游统,伺机反叛王浚,准备投靠石勒,石勒却杀了游统,并将游统脑袋割下送给王浚。这使得王浚对石勒更加放心。
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百姓们粮食断绝,而王浚却不顾百姓死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军心不稳。石勒见时机成熟,于是亲自率军攻打幽州。当年4月,石勒率部攻打到幽州城,王浚还蒙在鼓里,以为石勒来拥戴他称帝,根本没有准备应战。等到大梦初醒时,已经身首异处了。
王浚刚开始造反时,石勒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歼灭他,而且当时不易获得幽州军民的全力支持,于是他首先设计稳住了王浚,然后暗中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后而动。幽州遭受水灾,而王浚又激起民愤时,石勒才借机一举歼灭了他。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兵家使用范例]
岳飞治军宽严并用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兵思想是以政治道义教育士兵,用军纪法规来统一步调,使士兵服从将帅的指挥,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打胜仗。
孙子主张奖与罚、宽与严并用,恩威兼施。即在官兵关系中,“官”对“兵”要有感情投入和切身关怀,另一方面,官兵关系必须受规章制度的约束,其中的意义非常明显。恩威并举、宽严相济,这正是孙子统军的基本思想。
我国北宋名将岳飞不仅在战场上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大将,而且在平时十分注意礼贤下士和从严治军。
岳飞治军极严,平素注重操练与校阅,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打仗时,他冲锋在前,自己担任“旗头”,成千上万兵将的动止进退,唯“旗头”是瞻,勇往直前。每次朝廷封赏,他总是说:“全军将士出力,我有什么功劳?”军队每次驻扎休整,训练将士从斜坡上骑马急驰而下跳跃壕沟,并且都穿着厚重的铠甲练习这些项目。儿子岳云曾以练习从斜坡上骑马急驰而下,马被绊倒,岳飞生气而鞭打了他。一名士兵拿了百姓的一缕麻去捆喂牲口的草,岳飞立即将他斩首以警告他人。士兵夜间宿营,老百姓打开屋门愿意让他们进屋休息,但没有一名士兵敢进民屋。岳飞军队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掠”。士兵有病,岳飞亲自为他们调药,将领们远征岳飞派自己的妻子询问并慰劳他们的家庭。将士战死,岳飞伤心哭泣,而且养育他们的孤儿,或者让儿子娶阵亡将士的女儿为妻。凡是朝廷有封赏犒劳,岳飞平均分给部下军吏,不私拿一丝一毫。
岳飞对待自己的亲属要求极严,对待自己的部属,恩威并用。他的儿子岳云,是岳家军中最勇敢的将领。每逢参加战斗,岳飞都让他冲在最前面,但到了封赏时,却总让他排在最后。在攻打隋州、邓州、襄汉的战斗中,岳云的功劳应在第一位,但岳飞向朝廷奏报时,却对他只字没提。一次,因岳云战功卓著,皇帝下特旨给他连升三级,岳飞几次上表推辞,终于没有接受圣旨。颖昌大战时,岳云置生死于度外,十几次冲锋陷阵,身上受了一百多处伤,衣甲都变成了红色,朝廷要提升他为忠州防御史,岳飞也坚决辞谢了。
岳飞让自己的儿子冲锋在前,封赏在后,这无疑对部下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和鞯策。岳家军大将杨再兴原是曹成手下的一员战将。公元1132年,岳飞领兵打败曹成,进驻莫邪关,但他的弟弟岳翻却被杨再兴杀死了。杨再兴在退却时连人带马掉进了山涧,岳飞手下大将张宾赶来要把他杀死。杨再兴说:“请让我先见岳公,然后再死不迟。”说完,自缚来见岳飞。岳飞知道杨再兴是一个有正义感、武艺高强的将领,又见他气宇轩昂、英姿勃勃,心中十分喜爱,岳飞不计杀弟之仇,把他收为部将,而且深信不疑。从此,杨再兴忠心耿耿地跟随岳飞征战,成了岳家军中一名杰出的将领,最后英勇战死在抗金斗争的战场。
岳飞不计个人恩怨、待人以诚的作风,吸引了不少文人武士,他们纷纷慕名而来。有一个叫黄纵的文人,在岳飞的部下掌管机密文书。有一次岳飞给部下分沉香,黄纵分到了最小的一块。岳飞看到分得不均,又拿出一袋再分,轮到黄纵时,又剩下最小的一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黄纵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感动得不得了。正是岳飞的这种赏罚分明、待人以诚的作风感动了部属所以岳家军的全体官兵,在平时都严守纪律,在战时都乐于效命,具有极强的战斗力。金兵的铁骑,多次以排山倒海的密集队形,企图冲垮岳家军的阵容,结果都没有成功。他们连声惊叹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李从珂爱兵如子
李从珂是五代后唐人,从小就跟随唐明宗李嗣源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潞王。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史称闵帝。闵帝年纪小,由朱弘昭等人把持朝政。朱弘昭将朝延重臣贬的贬,黜的黜,李从珂难逃厄运,于是在凤翔(陕西风羽县)起兵。朝廷闻报,立即派西都留守王思同领兵征讨。
凤翔城低矮不坚固,护城河也很浅。王思同没费多少力气就连克凤翔东西羌城,直逼凤翔城下。李从珂见形势险峻,便冒险登上城楼向城外将士喊道:“我从小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打下今天的江山,如今朝廷奸邪之人当道,挑拔我们骨肉之情,我有什么罪过,非要置我于死地呢?”说罢,声泪俱下。
王思同手下兵将都曾跟随李从珂出征过,便十分同情李从珂。御林指挥使杨思权跟朱弘昭不合,便乘机大喊道:“大相公(即李从珂)才是我们的真正主人啊!”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降了李从珂。杨思权进入凤翔城,要求李从珂在攻克京师后封他为节度使,李从珂当即在白纸上写下“思权可任邠宁节度使”九个字。一张白纸消息传到其他还在攻城的将士中间,有人嚷道:”杨思权已经入城受封了,我们还拼什么命啊?”将士们闻言,扔下兵器,纷纷要求归顺李从珂。王思同见大势已去,只好抛下军队逃命去了。
李从珂由败转胜,倾尽财物犒赏将士,并发布东进命令:凡攻入京都洛阳者,赏钱百缗(1000文为1缗),将士欢声雷动。
王思同逃回洛阳,闵帝惊慌失措。侍卫亲军指挥使康义诚率兵去征讨李从珂,结果全军投降了李从珂,引导李从珂杀入洛阳。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后被迫下令废除闵帝,立潞王李从珂为皇帝。
李从珂即位后,下诏打开库府犒赏将士以兑现出征时的诺言,哪知道库府空空如也,但是犒赏所需费用高达50万缗。李从珂以各种手段搜刮民财,逼得老百姓上吊投井。把宫廷中的各种器物,包括太后、太妃的簪珥都拿了出来,才勉强凑了20万缗,还缺五分之三。
端明殿学士李专美劝说李从珂道:“国家的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纲纪,如果一味犒赏,即使有无穷的财宝也填不满骄兵的贪欲。”李从珂也认为李专美言之有理,对将士不再一味纵容,但他惟恐有乱,不敢从根本上立纲纪修法度,对违法乱纪行为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迁就。
李从珂即位后的第三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兴兵造反。由于李从珂治军不严,纲纪不明,派出去平叛的军队降的降,逃的逃,石敬瑭长驱直入洛阳,李从珂登楼自焚,后唐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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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幸之助的“三会”制度
日本著名的松下电器公司之所以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大公司,也与其总裁松下幸之助所创立的企业管理方法密不可分。
其中令各界称赞叫绝的是松下幸之助的“三会”制度。
“步一会”。这是松下公司只有28人时的产物。其宗旨是“全体同人步调一致,脚踏实地向前进”。靠着全体职工团结一心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以期实现公司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以修养精神、增进福利、亲睦友好、互相慰藉为目的,经常举办诸如运动会、演出会、餐饮会、交必会等活动。让员工就像在一个大家庭成员一样,这样激发了员工们的积极向上的进取心。
“朝会”。松下集团成立后,松下幸之助要求: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全体员工到齐后,要集合在一起,宣读松下精神,齐唱社歌,职员们根据工作任务和上班的交待,做简短的发言,这便是“朝会”。这样让员工们激发了潜能,每天都能有个良好的心态去工作。
“夕会”。是傍晚下班前也有类似的活动,称“夕会”。
松下公司通过这些独创的管理形式,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得到了沟通,这种沟通让员工激发了自己的创造性并培养了员工的归属感。全公司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效率的组织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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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并施
恩表示给对方恩惠,能笼络人心,表达诚意;威表示给对方施加压力,能迫使对手屈服、就范。
“恩”、“威”各自用得恰到好处就是妙计一条:恩威并施。
《三国演义》诸葛亮在平定南越时曾遇到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姜维,诸葛亮爱才心切欲收其为入门弟子。他多方设计,首先逼迫姜维主弃亲离、走投无路正想自杀的时候,给他好言相劝、良言相扶,并把母亲平安送来……姜维感动得热泪纵横,下马跪拜。诸葛亮用的正是恩威并施之法。
又如:20世纪初,美国华尔街“大佬”摩根从卡内基手中购得联邦钢铁公司,为此他需要全美最大最好的矿山梅瑟比矿山,然而梅瑟比矿山当时却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手中。洛克菲勒不肯轻易就把矿山给他,摩根则凭借财力给小洛克菲勒施“威”,说自己是领导美国经济的大人物,又给老洛克菲勒“恩”承诺将用联邦钢铁公司股票交换。
恩威并施的结果,洛克菲勒乖乖就范。摩根取得了梅瑟比矿山达到自己的预期的目的。
恩威并施之计好处在于两面入手,各取所长各补所短,相得益彰。单一施恩容易给对方变为你妥协而滋生嚣张;单一施威也容易适得其反加剧对方逆反心理。恩威并施则弥补两者,让对方欲哭不能,欲背还难。
康熙的两面手
康熙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英明果断、文武双全,在他的治理下,清朝迅速强盛起来,进入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君主,康熙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影响最大,也最具有成效。
康熙对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实行的是又拉又打,以拉为主,而又加以防范的政策。清初,汉族作为一个被征服民族,政治地位非常低下,备受满族人歧视。这种民族歧视的存在,使不少汉官心怀怨恨,苟且推诿,不肯尽心为朝廷效力。康熙为了安抚汉官,从形式上消除了明显的歧视,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宣布“满汉一体”划出一品级,满汉大小官员只要职掌相同,其品极也就相同。官员的一视同仁极大地减少了汉族官员的不满。
康熙还大批任用汉官担任封疆大吏。康熙一朝汉族大臣为督抚等封疆大吏者反而多于满人,其中不少人颇受康熙宠眷和信任,至于府州县官则几乎全是汉人。康熙对所信任的汉族大臣,往往也能推心置腹,深信不疑。康熙曾非常信任儒臣张英,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军国大计以及生活琐事,时人评论说他们“朝夕谈论,无异生友”。康熙还强调“君臣一体”,时而还邀请汉族大臣到禁苑内和他一起游玩、垂钓。受邀请的大臣自然将此视为莫大的荣幸,从而对康熙更忠心耿耿了。
但是,康熙对汉族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也还有防范和高压的一手。他经常用一些心腹之人监视地方官吏和当地人民。他们这些人不断用密折向康熙报告各地的民情和官场情况,督抚等大员的举动更是监视的重点。清代严酷的文字狱就是起始于康熙。明朝灭亡后,有不少的明朝遗民对清政权表示不满,他们使用种种手段发泄对清政权的不满,其中发表文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式。
康熙对他们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从清查明朝对清朝不满的遗民开始,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活动。许多人因此而被株连,成百上千的人被投入监狱,甚至死去的人也未能逃脱处罚。一时间恐怖气氛弥漫全国,人人噤若寒蝉不敢稍微流露一点对朝廷的不满。康熙正是采用这种既拉又打的两面手法,恩威并施,才制止了汉族士大夫们的反抗企图,从而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保证了国家的稳定。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兵家使用范例]
行为士则
为了更好地领导士兵,作为将帅的就应该以身作则,做好部属的表率,成为士兵的榜样。邓艾是三国后期魏国名将。出身贫寒,少年丧父,曾为人放牛。但胸怀大志,用功自学,尤喜习兵演武,成年后即从戎,做了都尉学士。因说话口吃,改任后勤粮秣之责的官吏。司马懿发现他很有才华,擢升其为属隶,任专管文书章奏的尚书郎。后因出策屯田富国足兵和领兵征战功绩卓著,历任南安太守、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太尉等职,封邓侯。
邓艾虽是位叱咤风云的将帅,但他始终十分注意表率作用和严格要求自己。年轻时他就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一次他经过名臣陈实之墓,见其碑文上刻有“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的铭文,就自取名为“范”,字“士则”,后来发现宗族中有相同者,乃改为“士载”。此后一生,他始终坚持“行为士则”的信念。
作为出色的军事谋略家,他不仅重视指挥作战,而且非常重视以身作则带好士兵。他关心士兵的疾苦,与士兵同甘共苦,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他处处身先士卒,干在士兵之前,“身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他在遇到艰险时,带头“以毡自裹,推转而下”,使将士们亦能跟着“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邓艾“行为士则”,还突出地反映在从严治军和不徇私情上。在进军巴蜀之战中,蜀将诸葛亮在绵竹摆上阵势,抗击魏军。邓艾遣其子邓忠和司马师篡分别从左右攻击蜀军。邓忠和司马师篡激战失利,败下阵来,回报邓艾道:“敌军强大,不可战胜。”邓艾大怒道:“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严厉斥责邓忠和师篡,并准备立即执行军纪,斩杀二人。邓忠、师篡忙请罪重返战场再战,戴罪立功,终于攻下绵竹,打败了诸葛瞻,直捣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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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欲立而立人
现代企业中常见到相同的情况。领导者为了突破困境,要求下属同心协力渡过难关,但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却依然浪费无度,公物私用。有些领导者虽然会对这种过于浪费的行为感到不好意思而有所节制,然而却没有太大的改变,依然滥用私权来满足个人私欲,隐瞒实情和不公平的事到处充斥着,人事升迁受到贿赂或赠品所左右,这种公私混淆的现象尤其严重。
事实上,像这样贪赃枉法的事在一般人的眼中看得十分清楚。上面只要稍有欺瞒虚伪而被下面看穿,下面的人就会对上级产生不信任,居上位者不可不谨慎地预防。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被管理,而且把领导者领导者视为体制一方的代表。如果领导者行为引起下面人的疑虑,迟早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而遭到背叛。因此,身为领导者必须真正地革新意识才能让下属信服。
俗话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自己愿意做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只有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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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从事,以身示范
《论语》中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也是告诫领导者必须品行端正,谨慎从事,以身示范。
领导者乃世人的榜样,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喜怒哀乐,直接影响到部属和群众。如果他自身的行为规范、得体,即使不制定任何法令(规章)制度,人们也能自然地效法他的行为,走正道,做正事。然而,如果他自身的行为不正,胡作非为,即使制定严格的法令、法规,人们也不会执行。
在我国农村,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看干部的什么?群众看干部如何说,更重要的是看干部怎么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做领导的念歪了经,做歪了事,部下和百姓自然是以歪就歪。相反,做领导的要使部下听命于己,要取信于百姓,建立良好的领导者形象,应先自己规规矩矩,扎扎实实地做出个样子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的政治家或军人为了要打胜仗,不断地要求人民万众一心、吃苦耐劳,但他们自己却过着夜夜笙歌的奢靡日子。一般人民看了这这种现象,对这些政治家或军人产生不信任感,他们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处世使用范例]
时机成熟再下手
“半济而击之”,就是在对手已经开始行动,而未达到目的的时候下手,这个时候进攻对手不仅理由充分,而且取胜的把握也十分大。
两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企图谋反篡位,晋朝皇帝派名将石勒去平叛王浚。不过王浚势力强大,一时硬打硬拼难以取胜。石勒认为作战时机还不成熟,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麻痹王浚。他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奇珍异宝,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准备投靠并拥戴他为天子。信中言辞恳切,并对王浚一番吹捧。王浚信以为真。竟有些飘飘然。正在这时,王浚的部下游统,伺机反叛王浚,准备投靠石勒,石勒却杀了游统,并将游统脑袋割下送给王浚。这使得王浚对石勒更加放心。
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百姓们粮食断绝,而王浚却不顾百姓死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军心不稳。石勒见时机成熟,于是亲自率军攻打幽州。当年4月,石勒率部攻打到幽州城,王浚还蒙在鼓里,以为石勒来拥戴他称帝,根本没有准备应战。等到大梦初醒时,已经身首异处了。
王浚刚开始造反时,石勒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歼灭他,而且当时不易获得幽州军民的全力支持,于是他首先设计稳住了王浚,然后暗中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后而动。幽州遭受水灾,而王浚又激起民愤时,石勒才借机一举歼灭了他。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兵家使用范例]
岳飞治军宽严并用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兵思想是以政治道义教育士兵,用军纪法规来统一步调,使士兵服从将帅的指挥,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打胜仗。
孙子主张奖与罚、宽与严并用,恩威兼施。即在官兵关系中,“官”对“兵”要有感情投入和切身关怀,另一方面,官兵关系必须受规章制度的约束,其中的意义非常明显。恩威并举、宽严相济,这正是孙子统军的基本思想。
我国北宋名将岳飞不仅在战场上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大将,而且在平时十分注意礼贤下士和从严治军。
岳飞治军极严,平素注重操练与校阅,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打仗时,他冲锋在前,自己担任“旗头”,成千上万兵将的动止进退,唯“旗头”是瞻,勇往直前。每次朝廷封赏,他总是说:“全军将士出力,我有什么功劳?”军队每次驻扎休整,训练将士从斜坡上骑马急驰而下跳跃壕沟,并且都穿着厚重的铠甲练习这些项目。儿子岳云曾以练习从斜坡上骑马急驰而下,马被绊倒,岳飞生气而鞭打了他。一名士兵拿了百姓的一缕麻去捆喂牲口的草,岳飞立即将他斩首以警告他人。士兵夜间宿营,老百姓打开屋门愿意让他们进屋休息,但没有一名士兵敢进民屋。岳飞军队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掠”。士兵有病,岳飞亲自为他们调药,将领们远征岳飞派自己的妻子询问并慰劳他们的家庭。将士战死,岳飞伤心哭泣,而且养育他们的孤儿,或者让儿子娶阵亡将士的女儿为妻。凡是朝廷有封赏犒劳,岳飞平均分给部下军吏,不私拿一丝一毫。
岳飞对待自己的亲属要求极严,对待自己的部属,恩威并用。他的儿子岳云,是岳家军中最勇敢的将领。每逢参加战斗,岳飞都让他冲在最前面,但到了封赏时,却总让他排在最后。在攻打隋州、邓州、襄汉的战斗中,岳云的功劳应在第一位,但岳飞向朝廷奏报时,却对他只字没提。一次,因岳云战功卓著,皇帝下特旨给他连升三级,岳飞几次上表推辞,终于没有接受圣旨。颖昌大战时,岳云置生死于度外,十几次冲锋陷阵,身上受了一百多处伤,衣甲都变成了红色,朝廷要提升他为忠州防御史,岳飞也坚决辞谢了。
岳飞让自己的儿子冲锋在前,封赏在后,这无疑对部下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和鞯策。岳家军大将杨再兴原是曹成手下的一员战将。公元1132年,岳飞领兵打败曹成,进驻莫邪关,但他的弟弟岳翻却被杨再兴杀死了。杨再兴在退却时连人带马掉进了山涧,岳飞手下大将张宾赶来要把他杀死。杨再兴说:“请让我先见岳公,然后再死不迟。”说完,自缚来见岳飞。岳飞知道杨再兴是一个有正义感、武艺高强的将领,又见他气宇轩昂、英姿勃勃,心中十分喜爱,岳飞不计杀弟之仇,把他收为部将,而且深信不疑。从此,杨再兴忠心耿耿地跟随岳飞征战,成了岳家军中一名杰出的将领,最后英勇战死在抗金斗争的战场。
岳飞不计个人恩怨、待人以诚的作风,吸引了不少文人武士,他们纷纷慕名而来。有一个叫黄纵的文人,在岳飞的部下掌管机密文书。有一次岳飞给部下分沉香,黄纵分到了最小的一块。岳飞看到分得不均,又拿出一袋再分,轮到黄纵时,又剩下最小的一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黄纵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感动得不得了。正是岳飞的这种赏罚分明、待人以诚的作风感动了部属所以岳家军的全体官兵,在平时都严守纪律,在战时都乐于效命,具有极强的战斗力。金兵的铁骑,多次以排山倒海的密集队形,企图冲垮岳家军的阵容,结果都没有成功。他们连声惊叹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李从珂爱兵如子
李从珂是五代后唐人,从小就跟随唐明宗李嗣源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潞王。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史称闵帝。闵帝年纪小,由朱弘昭等人把持朝政。朱弘昭将朝延重臣贬的贬,黜的黜,李从珂难逃厄运,于是在凤翔(陕西风羽县)起兵。朝廷闻报,立即派西都留守王思同领兵征讨。
凤翔城低矮不坚固,护城河也很浅。王思同没费多少力气就连克凤翔东西羌城,直逼凤翔城下。李从珂见形势险峻,便冒险登上城楼向城外将士喊道:“我从小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打下今天的江山,如今朝廷奸邪之人当道,挑拔我们骨肉之情,我有什么罪过,非要置我于死地呢?”说罢,声泪俱下。
王思同手下兵将都曾跟随李从珂出征过,便十分同情李从珂。御林指挥使杨思权跟朱弘昭不合,便乘机大喊道:“大相公(即李从珂)才是我们的真正主人啊!”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降了李从珂。杨思权进入凤翔城,要求李从珂在攻克京师后封他为节度使,李从珂当即在白纸上写下“思权可任邠宁节度使”九个字。一张白纸消息传到其他还在攻城的将士中间,有人嚷道:”杨思权已经入城受封了,我们还拼什么命啊?”将士们闻言,扔下兵器,纷纷要求归顺李从珂。王思同见大势已去,只好抛下军队逃命去了。
李从珂由败转胜,倾尽财物犒赏将士,并发布东进命令:凡攻入京都洛阳者,赏钱百缗(1000文为1缗),将士欢声雷动。
王思同逃回洛阳,闵帝惊慌失措。侍卫亲军指挥使康义诚率兵去征讨李从珂,结果全军投降了李从珂,引导李从珂杀入洛阳。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后被迫下令废除闵帝,立潞王李从珂为皇帝。
李从珂即位后,下诏打开库府犒赏将士以兑现出征时的诺言,哪知道库府空空如也,但是犒赏所需费用高达50万缗。李从珂以各种手段搜刮民财,逼得老百姓上吊投井。把宫廷中的各种器物,包括太后、太妃的簪珥都拿了出来,才勉强凑了20万缗,还缺五分之三。
端明殿学士李专美劝说李从珂道:“国家的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纲纪,如果一味犒赏,即使有无穷的财宝也填不满骄兵的贪欲。”李从珂也认为李专美言之有理,对将士不再一味纵容,但他惟恐有乱,不敢从根本上立纲纪修法度,对违法乱纪行为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迁就。
李从珂即位后的第三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兴兵造反。由于李从珂治军不严,纲纪不明,派出去平叛的军队降的降,逃的逃,石敬瑭长驱直入洛阳,李从珂登楼自焚,后唐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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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幸之助的“三会”制度
日本著名的松下电器公司之所以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大公司,也与其总裁松下幸之助所创立的企业管理方法密不可分。
其中令各界称赞叫绝的是松下幸之助的“三会”制度。
“步一会”。这是松下公司只有28人时的产物。其宗旨是“全体同人步调一致,脚踏实地向前进”。靠着全体职工团结一心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以期实现公司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以修养精神、增进福利、亲睦友好、互相慰藉为目的,经常举办诸如运动会、演出会、餐饮会、交必会等活动。让员工就像在一个大家庭成员一样,这样激发了员工们的积极向上的进取心。
“朝会”。松下集团成立后,松下幸之助要求: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全体员工到齐后,要集合在一起,宣读松下精神,齐唱社歌,职员们根据工作任务和上班的交待,做简短的发言,这便是“朝会”。这样让员工们激发了潜能,每天都能有个良好的心态去工作。
“夕会”。是傍晚下班前也有类似的活动,称“夕会”。
松下公司通过这些独创的管理形式,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得到了沟通,这种沟通让员工激发了自己的创造性并培养了员工的归属感。全公司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效率的组织形成了。
[处世使用范例]
恩威并施
恩表示给对方恩惠,能笼络人心,表达诚意;威表示给对方施加压力,能迫使对手屈服、就范。
“恩”、“威”各自用得恰到好处就是妙计一条:恩威并施。
《三国演义》诸葛亮在平定南越时曾遇到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姜维,诸葛亮爱才心切欲收其为入门弟子。他多方设计,首先逼迫姜维主弃亲离、走投无路正想自杀的时候,给他好言相劝、良言相扶,并把母亲平安送来……姜维感动得热泪纵横,下马跪拜。诸葛亮用的正是恩威并施之法。
又如:20世纪初,美国华尔街“大佬”摩根从卡内基手中购得联邦钢铁公司,为此他需要全美最大最好的矿山梅瑟比矿山,然而梅瑟比矿山当时却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手中。洛克菲勒不肯轻易就把矿山给他,摩根则凭借财力给小洛克菲勒施“威”,说自己是领导美国经济的大人物,又给老洛克菲勒“恩”承诺将用联邦钢铁公司股票交换。
恩威并施的结果,洛克菲勒乖乖就范。摩根取得了梅瑟比矿山达到自己的预期的目的。
恩威并施之计好处在于两面入手,各取所长各补所短,相得益彰。单一施恩容易给对方变为你妥协而滋生嚣张;单一施威也容易适得其反加剧对方逆反心理。恩威并施则弥补两者,让对方欲哭不能,欲背还难。
康熙的两面手
康熙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英明果断、文武双全,在他的治理下,清朝迅速强盛起来,进入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君主,康熙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影响最大,也最具有成效。
康熙对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实行的是又拉又打,以拉为主,而又加以防范的政策。清初,汉族作为一个被征服民族,政治地位非常低下,备受满族人歧视。这种民族歧视的存在,使不少汉官心怀怨恨,苟且推诿,不肯尽心为朝廷效力。康熙为了安抚汉官,从形式上消除了明显的歧视,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宣布“满汉一体”划出一品级,满汉大小官员只要职掌相同,其品极也就相同。官员的一视同仁极大地减少了汉族官员的不满。
康熙还大批任用汉官担任封疆大吏。康熙一朝汉族大臣为督抚等封疆大吏者反而多于满人,其中不少人颇受康熙宠眷和信任,至于府州县官则几乎全是汉人。康熙对所信任的汉族大臣,往往也能推心置腹,深信不疑。康熙曾非常信任儒臣张英,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军国大计以及生活琐事,时人评论说他们“朝夕谈论,无异生友”。康熙还强调“君臣一体”,时而还邀请汉族大臣到禁苑内和他一起游玩、垂钓。受邀请的大臣自然将此视为莫大的荣幸,从而对康熙更忠心耿耿了。
但是,康熙对汉族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也还有防范和高压的一手。他经常用一些心腹之人监视地方官吏和当地人民。他们这些人不断用密折向康熙报告各地的民情和官场情况,督抚等大员的举动更是监视的重点。清代严酷的文字狱就是起始于康熙。明朝灭亡后,有不少的明朝遗民对清政权表示不满,他们使用种种手段发泄对清政权的不满,其中发表文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式。
康熙对他们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从清查明朝对清朝不满的遗民开始,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活动。许多人因此而被株连,成百上千的人被投入监狱,甚至死去的人也未能逃脱处罚。一时间恐怖气氛弥漫全国,人人噤若寒蝉不敢稍微流露一点对朝廷的不满。康熙正是采用这种既拉又打的两面手法,恩威并施,才制止了汉族士大夫们的反抗企图,从而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保证了国家的稳定。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兵家使用范例]
行为士则
为了更好地领导士兵,作为将帅的就应该以身作则,做好部属的表率,成为士兵的榜样。邓艾是三国后期魏国名将。出身贫寒,少年丧父,曾为人放牛。但胸怀大志,用功自学,尤喜习兵演武,成年后即从戎,做了都尉学士。因说话口吃,改任后勤粮秣之责的官吏。司马懿发现他很有才华,擢升其为属隶,任专管文书章奏的尚书郎。后因出策屯田富国足兵和领兵征战功绩卓著,历任南安太守、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太尉等职,封邓侯。
邓艾虽是位叱咤风云的将帅,但他始终十分注意表率作用和严格要求自己。年轻时他就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一次他经过名臣陈实之墓,见其碑文上刻有“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的铭文,就自取名为“范”,字“士则”,后来发现宗族中有相同者,乃改为“士载”。此后一生,他始终坚持“行为士则”的信念。
作为出色的军事谋略家,他不仅重视指挥作战,而且非常重视以身作则带好士兵。他关心士兵的疾苦,与士兵同甘共苦,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他处处身先士卒,干在士兵之前,“身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他在遇到艰险时,带头“以毡自裹,推转而下”,使将士们亦能跟着“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邓艾“行为士则”,还突出地反映在从严治军和不徇私情上。在进军巴蜀之战中,蜀将诸葛亮在绵竹摆上阵势,抗击魏军。邓艾遣其子邓忠和司马师篡分别从左右攻击蜀军。邓忠和司马师篡激战失利,败下阵来,回报邓艾道:“敌军强大,不可战胜。”邓艾大怒道:“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严厉斥责邓忠和师篡,并准备立即执行军纪,斩杀二人。邓忠、师篡忙请罪重返战场再战,戴罪立功,终于攻下绵竹,打败了诸葛瞻,直捣成都。
[商战使用范例]
己欲立而立人
现代企业中常见到相同的情况。领导者为了突破困境,要求下属同心协力渡过难关,但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却依然浪费无度,公物私用。有些领导者虽然会对这种过于浪费的行为感到不好意思而有所节制,然而却没有太大的改变,依然滥用私权来满足个人私欲,隐瞒实情和不公平的事到处充斥着,人事升迁受到贿赂或赠品所左右,这种公私混淆的现象尤其严重。
事实上,像这样贪赃枉法的事在一般人的眼中看得十分清楚。上面只要稍有欺瞒虚伪而被下面看穿,下面的人就会对上级产生不信任,居上位者不可不谨慎地预防。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被管理,而且把领导者领导者视为体制一方的代表。如果领导者行为引起下面人的疑虑,迟早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而遭到背叛。因此,身为领导者必须真正地革新意识才能让下属信服。
俗话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自己愿意做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只有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到。
[处世使用范例]
谨慎从事,以身示范
《论语》中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也是告诫领导者必须品行端正,谨慎从事,以身示范。
领导者乃世人的榜样,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喜怒哀乐,直接影响到部属和群众。如果他自身的行为规范、得体,即使不制定任何法令(规章)制度,人们也能自然地效法他的行为,走正道,做正事。然而,如果他自身的行为不正,胡作非为,即使制定严格的法令、法规,人们也不会执行。
在我国农村,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看干部的什么?群众看干部如何说,更重要的是看干部怎么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做领导的念歪了经,做歪了事,部下和百姓自然是以歪就歪。相反,做领导的要使部下听命于己,要取信于百姓,建立良好的领导者形象,应先自己规规矩矩,扎扎实实地做出个样子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的政治家或军人为了要打胜仗,不断地要求人民万众一心、吃苦耐劳,但他们自己却过着夜夜笙歌的奢靡日子。一般人民看了这这种现象,对这些政治家或军人产生不信任感,他们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