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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感，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
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
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出去转一圈回来，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天黑得很早，月亮半隐半现。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但又或许只是错觉。
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那日游客并不很多，池中只我与他。老人主动与我交谈，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连中文都说不出，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像极了一个聋哑人。
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向我道歉，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我又羞又愧，恨不能找地缝钻了，好缓解此刻之糗，好在功能只是丧失，过了几分钟，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泡完温泉，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本是背了太多东西，才出来旅行，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整个人都清朗、通达起来。便应了邀，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彻底地清净开去。
酒是本地烧酒，度数不高，入口也不刺激，日本人不劝酒，全凭酒兴，多也可少也可，你若不喝，他自酌也得其乐。那是头一回，酒精入口，我竟有了“细品”的体验。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话也多了起来，动作也不受控制，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我跟他说了很多，我的工作，现状，生活，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近乎死守的秘密，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
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而是这个场合，这个氛围，让我无所顾忌。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
他问我：“贾桑，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想做好事吗？”
我说：“对，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这不是诡辩，我不需要向你诡辩，因为你也不认识我，没那个必要。”
他点点头，抿了一口酒：“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
三十岁。是的，我想我该行动了。
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十六大在京召开，领导人正式更迭，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倏然不惊。
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我忽而兴奋，忽而忐忑，跌宕中意识到，这便是人生的转折，一切的转机，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
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放下行李，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
那时候我有个男友，叫海东青，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我亦毫无动摇。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强奸我，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一刹那我终于崩溃，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
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
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身边是风声，呼啸着，鞭笞着。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我想我不是可疑的，是确凿的。我只求全身而退，又不免蠢蠢欲动，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研磨着。
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或是人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更可恶的是，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我身边，观察着我，像一只仍然不自知的困兽，以为能在黑暗中摸到出路。
想到这我彻底沮丧起来，索性停下了脚步，有些听天由命地坐在地上，接着又大声呼喊，咒骂。
但是很快我便我悲哀地意识到，此刻我任何的举动都是对自己人生的反讽，无论我是动还是不动，是能动，还是不能动。于是我便有些懊恼地侧躺下来，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
然而我一趟下，拳脚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奏鸣起来，我大声的咳嗽，拼命地呼吸，用我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来忍受，绝不求饶。不知过了多久，施暴停止了。我便站起来，继续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一旦我停下来，拳脚便立刻上来，使我无法停顿休息，接着反复不知多少次，我终于失去了平衡，栽进了一条河里。几乎没有办法挣扎，河水从我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涌进来，异物感，窒息感伴随在下沉的过程里，一切都很静，又喧哗不息。
突然一刹那，浮力摘去了我的眼罩，面前是一片朦胧的光亮，我拼命地蹬腿，似乎离那光亮越来越近，身体却越沉越深。
不知沉了多久，意识已经与身体剥离，忽而一股狠力抓住我的后劲，将我连根拔起，离开水面那一刻，难以名状的巨大悲伤使我几乎快哭出来。
我被四五个人包围着，他们强迫我跪在中间，并将冰冷的枪口对着我的湿漉漉的太阳穴，有个不知哪里的口音说：“不要动，动就弄死你。”
但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既然我已经死了，便不能再跪。我不会再跪。
“这疯子。”有人骂道，“老子一枪毙了你。”
于是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起来，然后被打翻在地，我祈求他们快点行刑，我说：“快点，快让我死得透一点。”
他们哄笑着，解下皮带抽打我的大腿内侧，我却毫无知觉，重复着站起来，再跌下去，仿佛永无尽头，似乎永不可解。
的快感，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
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
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出去转一圈回来，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天黑得很早，月亮半隐半现。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但又或许只是错觉。
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那日游客并不很多，池中只我与他。老人主动与我交谈，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连中文都说不出，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像极了一个聋哑人。
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向我道歉，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我又羞又愧，恨不能找地缝钻了，好缓解此刻之糗，好在功能只是丧失，过了几分钟，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泡完温泉，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本是背了太多东西，才出来旅行，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整个人都清朗、通达起来。便应了邀，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彻底地清净开去。
酒是本地烧酒，度数不高，入口也不刺激，日本人不劝酒，全凭酒兴，多也可少也可，你若不喝，他自酌也得其乐。那是头一回，酒精入口，我竟有了“细品”的体验。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话也多了起来，动作也不受控制，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我跟他说了很多，我的工作，现状，生活，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近乎死守的秘密，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
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而是这个场合，这个氛围，让我无所顾忌。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
他问我：“贾桑，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想做好事吗？”
我说：“对，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这不是诡辩，我不需要向你诡辩，因为你也不认识我，没那个必要。”
他点点头，抿了一口酒：“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
三十岁。是的，我想我该行动了。
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十六大在京召开，领导人正式更迭，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倏然不惊。
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我忽而兴奋，忽而忐忑，跌宕中意识到，这便是人生的转折，一切的转机，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
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放下行李，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
那时候我有个男友，叫海东青，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我亦毫无动摇。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强奸我，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一刹那我终于崩溃，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
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
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身边是风声，呼啸着，鞭笞着。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我想我不是可疑的，是确凿的。我只求全身而退，又不免蠢蠢欲动，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研磨着。
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或是人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更可恶的是，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我身边，观察着我，像一只仍然不自知的困兽，以为能在黑暗中摸到出路。
想到这我彻底沮丧起来，索性停下了脚步，有些听天由命地坐在地上，接着又大声呼喊，咒骂。
但是很快我便我悲哀地意识到，此刻我任何的举动都是对自己人生的反讽，无论我是动还是不动，是能动，还是不能动。于是我便有些懊恼地侧躺下来，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
然而我一趟下，拳脚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奏鸣起来，我大声的咳嗽，拼命地呼吸，用我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来忍受，绝不求饶。不知过了多久，施暴停止了。我便站起来，继续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一旦我停下来，拳脚便立刻上来，使我无法停顿休息，接着反复不知多少次，我终于失去了平衡，栽进了一条河里。几乎没有办法挣扎，河水从我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涌进来，异物感，窒息感伴随在下沉的过程里，一切都很静，又喧哗不息。
突然一刹那，浮力摘去了我的眼罩，面前是一片朦胧的光亮，我拼命地蹬腿，似乎离那光亮越来越近，身体却越沉越深。
不知沉了多久，意识已经与身体剥离，忽而一股狠力抓住我的后劲，将我连根拔起，离开水面那一刻，难以名状的巨大悲伤使我几乎快哭出来。
我被四五个人包围着，他们强迫我跪在中间，并将冰冷的枪口对着我的湿漉漉的太阳穴，有个不知哪里的口音说：“不要动，动就弄死你。”
但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既然我已经死了，便不能再跪。我不会再跪。
“这疯子。”有人骂道，“老子一枪毙了你。”
于是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起来，然后被打翻在地，我祈求他们快点行刑，我说：“快点，快让我死得透一点。”
他们哄笑着，解下皮带抽打我的大腿内侧，我却毫无知觉，重复着站起来，再跌下去，仿佛永无尽头，似乎永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