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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3章 反击中原
土地私有化是国策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重要性与官制变革同等。
官制变革关系到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土地制度改革则关系到贵族阶层的财富传承。这两个制度的变革之所以遭到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坚决反对，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两个制度有利于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永久占有，而不利于寒门士人的代代崛起，一旦实施，必然会走向世家和门阀政治，这将严重阻碍中央集权的进程，阻碍王国的强大和昌盛。
秦王政和起自寒门的法家士卿们从君主和王国的利益出发，着眼于未来，坚持更为激进的“法治”道路，但公子宝鼎认为他们脱离了现实，忽视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落后，认为“超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但无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王国的崩溃。
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必然会遭到天道的惩罚。
宝鼎的国策变革理念得到了豪门贵族的拥护，而此策对寒门贵族，对那些已经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寒门士人同样有好处，但治国理念的不同让他们宁愿放弃这种个人私利，也要坚持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理想。
在他们眼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走的是“国强则民富”之路，大秦的强大已经证明了这个制度的正确性。等到中土统一，王国更强了，社会稳定了，则“民”自然就会安居乐业并逐渐富裕，如此则实现理想中的“乐土”世界。
宝鼎和豪门贵族对此则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正确的治国理念是“民富则国强”，王国的国策要走“藏富于民”之路，“国”不能与“民”争利。这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齐国。齐国在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奉行的就是这一治国理念，结果齐国的“国”与“民”皆富。
秦国的国策变革是基于大一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中土进入“休养生息”时期的国策走向，由此咸阳就出现了两种变革思路，一个是坚持原有的国策，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让王国更加强大，由此带来“民”的富裕；一个也是坚持“法治”，但限制甚至变相地削弱中央集权制，主张先让“民”富起来，由“民”富而推动国强。
这两种变革思路归结到土地制度上，一个就是坚持土地“国”有，计口授田，确保耕者有其田，确保社会稳定和赋役的征缴；一个则是土地私有化，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从而产生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秦在统一中土之前，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迅速增强了国力，但统一之后，整个中土都要发展，整个中土的局势都变了，国策必然要随之做出改变，那么这一土地制度是否依旧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稳定，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计口授田制度的弊端必然无限放大，所以土地制度肯定要改，但如何改，何时改，怎么改，却直接关系到王国的兴衰存亡。
宝鼎在这个时候，在统一大势刚刚明朗的时候，在国策变革的思路尚未正式确立的时候，利用河北大饥荒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土地荒废，利用赵国灭亡后河北急需稳定的局势，利用大秦律法的空白和漏洞，变相地推行和实施土地私有化，将对咸阳政局发展和国策变革的走向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
王翦和王贲陷入沉思，楚系的杨端和和关东系的豪门贵族冯毋择也在深思。
公子扶苏以淳于越为师，在过去的两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在咸阳根本学不到的治国理念，而这些经世济国之道让公子扶苏认识到了大秦“法治”的不足之处，不过公子扶苏依旧稚嫩，他没有淳于越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也没有公子宝鼎从前世带来的先进思想，所以他对咸阳的国策变革之争虽然极度关注，但无法辨别两种变革的利弊得失。
然而，公子扶苏崇拜自己的叔父公子宝鼎，而对自己的父王却不满。自己的父王拒绝立储，叔父却不惜代价要把自己推上储君之位，两相对比，公子扶苏自然喜欢和依赖这位年轻的叔父。这种崇拜和依赖影响了扶苏的判断力，很多时候他即使认同咸阳在某些政策上的坚持，但因为叔父的反对，他也就旗帜鲜明地跟着反对，而叔父所坚持的，他也坚决支持，不论这种坚持是对还是错。
扶苏看到王翦等人沉默不语，对叔父的决策犹豫不决，于是开口说话了，“今年河北到目前为止风调雨顺，但河北有大量荒废的土地无人耕种，与此同时，河北有大量的饥民在等待赈济，这是为什么？饥民不回去耕地，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河北又谈何稳定？大饥荒如果延续下去，河北还要死多少人？河北饥民会不会发生暴*？河北迟迟不能稳定，不仅仅影响到代北和中原两地的局势，也影响到中土统一的进程。这些严重后果与土地买卖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
王翦等人已经习惯了公子扶苏在决策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公子扶苏的飞速进步让他们非常欣慰。能亲自培养和扶植一位未来帝国的君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荣耀，也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
王翦等人并无意反对公子宝鼎的决策，只是他们必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一番利益上的权衡，以便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如今未来的储君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土地买卖的支持，他们当然不能继续沉默。
“河北的机会很好。”王翦说道，“此事即便传到咸阳，咸阳也无力阻止，除非他们愿意承担河北崩溃后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接着他轻抚长须，问道，“代北呢？此策是否在代北推行？”
宝鼎摇头，眉头紧皱，目露忧色，“代北的事情非常复杂。中土统一后，代北的战略位置异常突出，未来南北战争的中心就是代北，代北是否稳固直接关系到中土的安危，所以代北的事情必须以它的战略地位为基础进行全面规划，难度太大。”
代北的重要性在刚刚结束的军议上已经有了全面阐述，它是匈奴人入侵中土的第一突破口，也是中土人远征大漠的最佳出口。无论在过去的岁月里还是在未来的历史上，代北始终是南北战争的中心地带。
代北是边陲，荒凉而贫瘠，但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又不得不进行巨大投入，而这种投入只能靠中土富裕地区持续供给。然而，代北距离中原等地太过遥远，交通又极度不便，导致这种投入的规模非常庞大，对国力造成了严重损害，而这种国力的损害又必然会对富裕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必将拖垮整个国力，最终导致边陲守不住，国内矛盾更是异常尖锐，这时一阵“狂风暴雨”便可摧毁王国。
大秦的急速败亡和其“南征北伐”便存在直接关系。帝国为了实现南征北伐和巩固其所创造的战果，修筑了连接咸阳和九原的“直道”，还开凿了连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然后通过直道和灵渠向南北边陲源源不断地运送粮草辎重，而帝国为此付出的耗费却远远超过了帝国的承受能力，于是帝国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接着便轰然倾覆。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阶段，因为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一致命要害。从大汉开始，历朝都以边陲地区的“垦荒屯田”来做为缓解这一致命要害的首选之策，而伴随“垦荒屯田”之策的就是“人口迁徙”。
宝鼎依照历史的成熟经验，决定在代北实施“屯田”之策，但今日代北人口少，而且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北虏诸种，若要屯田，就必须从中土腹地迁徙农耕人口到代北垦荒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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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3章 反击中原
土地私有化是国策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重要性与官制变革同等。
官制变革关系到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土地制度改革则关系到贵族阶层的财富传承。这两个制度的变革之所以遭到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坚决反对，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两个制度有利于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永久占有，而不利于寒门士人的代代崛起，一旦实施，必然会走向世家和门阀政治，这将严重阻碍中央集权的进程，阻碍王国的强大和昌盛。
秦王政和起自寒门的法家士卿们从君主和王国的利益出发，着眼于未来，坚持更为激进的“法治”道路，但公子宝鼎认为他们脱离了现实，忽视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落后，认为“超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但无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王国的崩溃。
什么样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必然会遭到天道的惩罚。
宝鼎的国策变革理念得到了豪门贵族的拥护，而此策对寒门贵族，对那些已经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寒门士人同样有好处，但治国理念的不同让他们宁愿放弃这种个人私利，也要坚持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理想。
在他们眼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走的是“国强则民富”之路，大秦的强大已经证明了这个制度的正确性。等到中土统一，王国更强了，社会稳定了，则“民”自然就会安居乐业并逐渐富裕，如此则实现理想中的“乐土”世界。
宝鼎和豪门贵族对此则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正确的治国理念是“民富则国强”，王国的国策要走“藏富于民”之路，“国”不能与“民”争利。这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齐国。齐国在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奉行的就是这一治国理念，结果齐国的“国”与“民”皆富。
秦国的国策变革是基于大一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中土进入“休养生息”时期的国策走向，由此咸阳就出现了两种变革思路，一个是坚持原有的国策，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让王国更加强大，由此带来“民”的富裕；一个也是坚持“法治”，但限制甚至变相地削弱中央集权制，主张先让“民”富起来，由“民”富而推动国强。
这两种变革思路归结到土地制度上，一个就是坚持土地“国”有，计口授田，确保耕者有其田，确保社会稳定和赋役的征缴；一个则是土地私有化，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从而产生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秦在统一中土之前，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迅速增强了国力，但统一之后，整个中土都要发展，整个中土的局势都变了，国策必然要随之做出改变，那么这一土地制度是否依旧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稳定，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计口授田制度的弊端必然无限放大，所以土地制度肯定要改，但如何改，何时改，怎么改，却直接关系到王国的兴衰存亡。
宝鼎在这个时候，在统一大势刚刚明朗的时候，在国策变革的思路尚未正式确立的时候，利用河北大饥荒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土地荒废，利用赵国灭亡后河北急需稳定的局势，利用大秦律法的空白和漏洞，变相地推行和实施土地私有化，将对咸阳政局发展和国策变革的走向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
王翦和王贲陷入沉思，楚系的杨端和和关东系的豪门贵族冯毋择也在深思。
公子扶苏以淳于越为师，在过去的两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在咸阳根本学不到的治国理念，而这些经世济国之道让公子扶苏认识到了大秦“法治”的不足之处，不过公子扶苏依旧稚嫩，他没有淳于越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也没有公子宝鼎从前世带来的先进思想，所以他对咸阳的国策变革之争虽然极度关注，但无法辨别两种变革的利弊得失。
然而，公子扶苏崇拜自己的叔父公子宝鼎，而对自己的父王却不满。自己的父王拒绝立储，叔父却不惜代价要把自己推上储君之位，两相对比，公子扶苏自然喜欢和依赖这位年轻的叔父。这种崇拜和依赖影响了扶苏的判断力，很多时候他即使认同咸阳在某些政策上的坚持，但因为叔父的反对，他也就旗帜鲜明地跟着反对，而叔父所坚持的，他也坚决支持，不论这种坚持是对还是错。
扶苏看到王翦等人沉默不语，对叔父的决策犹豫不决，于是开口说话了，“今年河北到目前为止风调雨顺，但河北有大量荒废的土地无人耕种，与此同时，河北有大量的饥民在等待赈济，这是为什么？饥民不回去耕地，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河北又谈何稳定？大饥荒如果延续下去，河北还要死多少人？河北饥民会不会发生暴*？河北迟迟不能稳定，不仅仅影响到代北和中原两地的局势，也影响到中土统一的进程。这些严重后果与土地买卖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
王翦等人已经习惯了公子扶苏在决策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公子扶苏的飞速进步让他们非常欣慰。能亲自培养和扶植一位未来帝国的君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荣耀，也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
王翦等人并无意反对公子宝鼎的决策，只是他们必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一番利益上的权衡，以便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如今未来的储君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土地买卖的支持，他们当然不能继续沉默。
“河北的机会很好。”王翦说道，“此事即便传到咸阳，咸阳也无力阻止，除非他们愿意承担河北崩溃后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接着他轻抚长须，问道，“代北呢？此策是否在代北推行？”
宝鼎摇头，眉头紧皱，目露忧色，“代北的事情非常复杂。中土统一后，代北的战略位置异常突出，未来南北战争的中心就是代北，代北是否稳固直接关系到中土的安危，所以代北的事情必须以它的战略地位为基础进行全面规划，难度太大。”
代北的重要性在刚刚结束的军议上已经有了全面阐述，它是匈奴人入侵中土的第一突破口，也是中土人远征大漠的最佳出口。无论在过去的岁月里还是在未来的历史上，代北始终是南北战争的中心地带。
代北是边陲，荒凉而贫瘠，但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又不得不进行巨大投入，而这种投入只能靠中土富裕地区持续供给。然而，代北距离中原等地太过遥远，交通又极度不便，导致这种投入的规模非常庞大，对国力造成了严重损害，而这种国力的损害又必然会对富裕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必将拖垮整个国力，最终导致边陲守不住，国内矛盾更是异常尖锐，这时一阵“狂风暴雨”便可摧毁王国。
大秦的急速败亡和其“南征北伐”便存在直接关系。帝国为了实现南征北伐和巩固其所创造的战果，修筑了连接咸阳和九原的“直道”，还开凿了连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然后通过直道和灵渠向南北边陲源源不断地运送粮草辎重，而帝国为此付出的耗费却远远超过了帝国的承受能力，于是帝国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接着便轰然倾覆。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阶段，因为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一致命要害。从大汉开始，历朝都以边陲地区的“垦荒屯田”来做为缓解这一致命要害的首选之策，而伴随“垦荒屯田”之策的就是“人口迁徙”。
宝鼎依照历史的成熟经验，决定在代北实施“屯田”之策，但今日代北人口少，而且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北虏诸种，若要屯田，就必须从中土腹地迁徙农耕人口到代北垦荒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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